1· 罗河车站里一个不正常的乘客-《八月十五是清秋》

    十一月,不逢年,也不逢节,罗河站不似春运期间那般水泄不通,却也不冷清。

    天上没有太阳,但也没有要下雨的意思,天色处于半敞亮半阴暗之间。

    我站在诺大的罗河站广场中央,一时间不知该往哪儿走。

    作为深安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,罗河站东是长途汽车客运站,正南毗邻罗河口岸,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由香港经罗河口岸进入深安,每隔十几分钟,就会有黑压压的人群像一团黑烟从海关关口涌出来,继而在广场上徐徐散开。北向是羊深高铁站和通往全国各地的长途火车站,地下更有二十四小时的士,和可直达新安机场的地铁一号线。广场上人来人往,不同肤色、不同民族、不同语言,不同年纪,不同职业,不同身高体态、不同神情样貌的人骆驿不绝。有人进站,有人出站,也有人只是在闲逛。广场上空嘤嘤嗡嗡,除却周遭的车水马龙声、有接站问候的、有送行道别的、有高谈阔论言政事的,有说三道四侃八卦的,也有轻言细语说情话的,让人想听也得听,不想听也得听,最磨耳朵的当数那拉杆箱的轮子摩擦地面的轱辘声。不计其数的拉杆箱横行直走,高档的名牌箱、低廉的杂牌箱、皮革的、帆布的、塑料的,还有混合材质的,花花绿绿,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,而我手上拖着的这个尤其特别。

    六年,我在深安这座混凝土堆积而成的冰冷国际大都市里一无所获,来的时候一口银灰的塑料拉杆箱,离开的时候还是这口拉杆箱,唯一不同的是原本四个崭新的橡胶轮子如今只剩下毛渣渣的三个了,掉了的那个被扔进了新安机场三号门左侧的垃圾箱里了。

    非客运高峰期,车站对进站厅时间没要求,只要是当天的有效票,什么时间都让进。可我进站验票时,那个四方脸,下巴上留了一小撮山羊须的验票员还是向我展开了一张狐疑的脸,手举着我的票,以警察审罪犯的口吻问我:“刘清秋,是吧?”

    “是!”我微笑着点了点头。我叫刘清秋,出生在二十六年前的八月十五中秋节,家人都叫我十五。我们老刘家世代烧陶,父辈们起的名字也都跟陶瓷有关:族谱里我的祖爷爷叫刘大窑;爷爷叫刘大盘;而我父亲叫刘大碗;父亲的弟弟,也就是我的叔叔叫刘二碗;姑姑叫刘小碗,我是家族里唯一的例外。据说父母老来得女,把我看得跟宝贝似的,父亲为了给我起个好听的名字,把压箱底的一套上品青花瓷送给了为我起名的小学老师。我闲来无事想了想,若真要循了老刘家的传统,我的名字可能会叫刘小杯,或者刘小勺,其实也不错。

    “你这下午四点三十五分的票,现在还不到九点,来这么早干嘛?”

    “没事儿做。”我条件反射地拉扯了一下嘴角。从小到大,我对此类不想回应却不得不回应的场面训练有素,近几年来已愈登佳境,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楚我是真的在笑,抑或只是皮笑肉不笑地扬一下嘴角。不过,我说的事实,我确实没事儿做,虽然已经过了六年之久,不论是对深安这座城市,还是对这城里的人,我都依然跟来时一样陌生。

    小山羊须显然不相信我的话,正常人怎么会在车站的硬板凳上傻坐七八个钟头呢?他的一双小眼眯成了两道几不可见的细逢,把我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,又盯着传送带上我那个只有三个轮子的廉价拉杆箱看了一会儿,心里大概在想我该不会是欠人钱财,被人追债追得没处藏身,才买了张车票躲到站里头来了吧?毕竟这种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。他踮起脚尖向不远处的队尾望了几眼,确定后面没人追来,这才勉强给我放了行。我这些年其他的本事没学会,脸皮倒是练得越来越厚了,无论安检人员以什么样的眼神看我,我都泰然自若,没半点不自在。

    也许时间尚早,二楼候车大厅里只零零散散地坐着不到一百来人,有温馨排排坐的一家大小,有成群结队一起返乡的伙伴;有卿卿我我的小情侣,也有像我这样形单影只,百无聊赖的,我选了个无人的角落坐下。

    小山羊须想的不算全错,正常人确实不会在车站里傻坐一天,可我在许多人眼里都算不上正常人:在我的家乡陶镇,我是一个算命先生口中“头戴铁帽子,脚套铁镣子”而来的刽子手,百年不遇的煞星,那个瞎了眼的算命先生断言我不出六岁,父母双亡。而不幸的是,我的父母真的都在我六岁前走了。虽然我自己觉得很冤枉,我是个“老来女”,父母生下我的时候已经年近七旬,就算没有我,以那个年代的医疗水平和条件,也都是差不多要走的人,但街坊邻居不这么认为,他们深信瞎子的鬼话,个个都把我当成扫把星,身边的人出了什么事也都赖在我头上。可我有什么办法呢?日子还得过不是?——笑着过。笑得过火了,他们又说我疯疯癫癫的,弄得我困惑不已,不知到底是该笑好还是不笑好。

    幸好,我有三个哥哥,他们仨是在我父母生下我之前收养的。大哥叫大龙,个性木纳,一天到晚说不上几句话,着急的时候还结巴;二哥叫二虎,性子急躁,跟炮仗似的,一点就着;三哥据说是在陶镇的九洞桥底下出生的,取名叫三桥,三哥聪明,学习好,对谁都谦和有礼,以前东大街上的街坊,没一个不喜欢他的。父母过世后,三个哥哥把我捧在手心里养大,可他们对我也跟一般哥哥们不大一样,他们总是让着我,顺着我,只要是我想做的事,他们从没说一个“不”字。

    周末的时候,我经常一个人坐在小区楼下的石凳上,一坐就是一整天,小区保安换了一任又一任,每一任看我的眼神都是怪怪的,有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小保安见了我就缩,那神情生怕我把他给生吞活剥了;就在二个半月前,我还一个人坐在美国旧金山39号码头上,不吃不喝,听一堆海狮拉长脖子自我陶醉地唱了整整十个小时,一直到第二天,我的耳边还萦绕着海狮咿咿哦哦地怪叫声。

    有时候我自己也忍不住想,我可能真的不大正常。